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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转折”中的德国坐标
发布日期:2021-08-16 04:42   来源:未知   阅读:

  · 警戒!十类女最易患乳腺癌_39健康网_女性在关注与争论的过程中,德国未来走向中的“确定性”因子渐趋明朗。未来在国际舞台中,德国与欧洲的利益与价值或更加趋同,二者坐标也将日渐重合。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以视频连线方式参加了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的全体会议,他在演讲中指出,“就经济势力和政治影响而言,德国正朝着超级大国的方向前进”;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不久前称,“当下并非可以短于视、怯于行的时刻……我们(欧盟)指望着德国扮演起完整的角色”;德国政府今秋颁布了题为《德国-欧洲-亚洲:共同塑造21世纪》的政策指导方针,引发热议。

  与外界评述并行的,是德国内部的思考与争辩。今年下半年,借德国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之机,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简称“慕安会”)在其常规年度报告之外发布了两份特别报告,讨论德国应如何更新其外交“战略、流程和工具”以应对新局;2020年美国大选前后,德国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在政治新闻网所作“欧洲战略自主只是幻想”断言,则引发了德国及欧洲内部的激烈争论……

  德国在国际事务中新的定位与角色正引发多方关注。在关注与争论的过程中,德国未来走向中的“确定性”因子渐趋明朗。未来在国际舞台中,德国与欧洲的利益与价值或更加趋同,二者坐标也将日渐重合。

  相比于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甚至英法等欧洲友邻,德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影响有其“天然缺陷”。受沉重历史包袱影响,恪守“克制文化”是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长期主线。德国讳言“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在外交上推行“贸易国家”模式,并强调自身的“民事力量”,强调以经济、法律、外交等方式发挥影响,克制使用军事力量。直到世纪之交的施罗德政府时期,德国在北约旗帜下出兵科索沃,并在伊拉克战争中向美国说“不”,才标志着德国实现“正常化”进程。

  2014年的“慕尼黑共识”拉开了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积极有为”的序幕。在当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时任德国总统高克、外长施泰因迈尔以及防长冯德莱恩先后发言,三人发言的精髓后被总结为“慕尼黑共识”,意即德国已经准备好在国际上承担“更多责任”,并将采取“尽早、具决定性、有实质意义”的行动。此后,德国外交部所启动的《回顾2014》项目以及2016年7月联邦政府发布的安全政策白皮书,都延续了“慕尼黑共识”的宣示。

  在具体行动中,德国也展现出“积极有为”的一面。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被视为德国战后首次在欧洲扮演地缘政治领袖的角色。自2014年以来,德国的军费开支增加了40%。在安全领域,德国也积极参与联合国、欧盟以及北约框架下的军事行动。

  大国博弈加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等背景下,德国及欧洲“脆弱”的一面进一步凸显。在德国看来,其提升自身与欧洲的“韧性”与“战略自主”成为必要,坚持“积极有为”的大方向势在必行。

  在大国关系尤其对美关系上,德国屡次示强,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多次“怒怼”特朗普,德美在G7峰会、“北溪-2”项目等问题上闹僵。

  同时在多边层面,德国积极筹谋布局。无论是联合法国共同发起“多边主义联盟”,还是颁布所谓“印太政策”指导方针,均表明德国不希望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队,也不愿意自身及欧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场”。相反,它希望利用自身经济体量与外交能力,团结与拓展(大国)“中间地带”,并通过国际规范框定大国博弈的范围与烈度。

  但当前困扰德国的,在于“计划赶不上变化”。过去几年间,德国虽“积极有为”,但其调整没能跟上国际秩序演化的速度。伴随着美国的不断“退群”,欧洲感到赖以生存的自由主义、多边主义国际秩序面临严重威胁。还有人认为,中国从经济发展到抗疫过程中持续不断的优异表现,也让欧洲倍感焦虑。

  与此同时,德国的“积极有为”也屡屡显得有负众望,未能满足盟友与伙伴的期待。德国军费开支未达到北约标准,为此不止一次遭到美国特朗普政府攻击;德国在联合国、北约等安全任务中的参与,也仍然以扮演辅助角色为主;当下德国坚持与俄罗斯共建“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则为一些欧洲伙伴诟病。

  德国在对欧洲投入方面的表现更让欧盟伙伴不满澳门最快开奖现场结果尤其在英国“脱欧”和欧洲一体化进程首现倒退之际,尽管德国意识到需重启“法德轴心”以赋予一体化新的动力,但默克尔在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改革方案时,显得谨慎有余而雄心不足,未能突破既往框架。

  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专家康斯坦茨·斯泰尔岑穆勒所总结的,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没有能够为“大国竞争新时代”做好准备。她以“未准备好的霸权”概括德国当前所处的尴尬境地。

  这一困局被进一步表述为:当前正是世界政治历经转折的节点,过往德国外交政策几乎所有确定性根基都在被侵蚀、动摇。慕安会在今年题为《时代转折》的报告中提出上述观点,根据该报告,德国对外政策过往有六大“确定性根基”。

  第一,长期来看,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导致其仍将会是一个“欧洲大国”,也会是一个“善意霸权”;第二,欧洲一体化沿着基于一套共同价值观的“更紧密的联盟”方向前进;第三,自由民主是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治理模式,并且最终将在世界上广泛推行;第四,中俄等大国能够作为“负责任的攸关方”被纳入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框架中,在长期也将更靠近“西方”;第五,世界政治将不断地“法制化”,即便是大国也将在全球治理的框架内服从普世的约束性规则;第六,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尤其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正不断下降。

  而在当前,这六大“确定性根基”已濒临瓦解。在此困局下,德国是否应该继续“积极有为”?又该如何“积极有为”?《时代转折》报告为德国出了一道“命运攸关”的选择题:要么德国维持现状,为欧盟(欧洲)滑落成其他大国“统治的附庸”做好准备;要么德国更多将其影响力通过欧盟予以发挥,通过“赋能”欧洲的方式来维护德国以及欧洲的利益。

  德国没有选择的余地。据《时代转折》报告,“时代转折”之下,德国必须将“强大欧洲并提高其行动能力”作为首要任务,需要从“现状大国”转变为“赋能大国”,只有当德国承担起领导角色时,才能够真正守护欧洲的主权及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但德美、欧美关系的弱化是德国加强其欧洲支柱的最主要动力。跨大西洋关系与欧洲一体化长期以来始终是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两大基石,但特朗普政府将德美、欧美之间在世界观、利益侧重、行事方式等方面的矛盾无限放大。欧美关系“回不到过去”已经成为德国及欧洲内部共识。

  虽然普遍认为拜登上台有助于修复欧美关系,但这不会改变美国“东移”与“内向”的大趋势。美国对于德国与欧洲的支撑也不再能被视作理所应当,德国唯有更多“赋能”欧洲才能够弥补美国离去的损失。

  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德国的“积极有为”需要更加聚焦其欧洲政策,突出德国利益与欧洲利益的一致性,通过领导并“赋能”欧洲维护德国自身利益,才能够因应“时代转折”的大趋势。报告还借用了德国外长马斯5月在德国使节大会上提出的“德国的欧洲使命”概念加以概括,“既将欧洲利益视作国家利益,又需通过欧洲的视镜看待我们的国家利益,并相应行事。”

  过去几年中,德国已经在诸多领域开启了“赋能”欧洲的新尝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德国突破“财政平衡”与“债务共同化”两道红线,与法国联手推动成立欧盟“复苏基金”。近几年德国发起外资审查之后,也推动协调欧盟及其他成员国出台相应的外资审查制度;所谓“制度性对手”的提法也是率先由德国商界提出,最终由欧委会以对华战略展望的形式出台。在9月份德国所谓“印太政策”指导方针出台后,其目前也在积极推动欧盟出台全欧层面的“印太政策”。

  如果说以往德国利益与欧洲利益的统一、德国对欧洲的“赋能”侧重于内部一体化,未来二者利益的统一则将聚焦在外交与安全领域,德国也将更多在对外政策领域“赋能”欧洲,以应对共同的外部竞争与威胁。

  但未来德国要真正成为“赋能大国”,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其能否有效增加军费或泛安全领域的开支,如何协调好与法国的关系,其国内以及欧洲内部对此有多大接受度,能否真正在“战略文化”上突破“克制文化”,内部决策机制如何调整,能否有效动员并利用好外交资源等,这一系列问题都将关系到德国能否实现其“欧洲使命”。此外,德国内政、欧洲经济复苏与团结以及全球变局中的诸多不确定性,也将在更高层面决定德国“赋能”欧洲的投入与成效,从而影响未来德国与欧洲在国际舞台上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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